201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经济系Scott-Clayton副教授应邀在我院开展三场讲座，题为《美国学生资助的政策经验回顾》、《助学金项目与学业成绩要求》、《美国大学生补救和发展教育》。该讲座由北京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哈巍主持，教育学院师生积极参与本次系列讲座活动，教育部相关人员及兄弟院校师生也参与其中。

讲座现场

Scott-Clayton副教授在4月16日的《美国学生资助的政策经验回顾》讲座中指出美国的学生资助不仅面向处境不利家庭的子女，同时也广泛地面向来自于中产阶级甚至富裕家庭的学生进行发放。，并采取了“高学费”与“高援助”相结合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尽可能地鼓励更多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存在着三个明显问题。其一，复杂的申报流程对于处境不利家庭的申请者来说过于困难，不利于其成功申请。其二，援助的目的仅仅是让学生入学，而非帮助其提高学业表现。其三，信息的不对称造成学生难以做出合适的求学选择，从而导致了诸如助学贷款无法偿还的问题。最后，Scott-Clayton副教授从学生资助问题为出发点，提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在学费、质量和规模三者间存在对立矛盾的问题。提高质量可能会导致规模的缩小与学费的上升。类似地，规模或学费的上升也会对另外两者提出挑战。

4月18日，Scott-Clayton副教授在《美国学生资助的政策经验回顾》一讲中提到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是一项有风险的投资。因此为了避免诸如难以毕业等因素对普及高等教育的阻碍，美国采取了SAP（Satisfactory Academic Progress）援助政策以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具体来说，SAP虽然是需求导向的援助，但也具有最基本的对学术表现的要求。因此这一政策被制定者认为是能够督促学生达到更加良好学业表现的。为评估这一援助政策是否确实会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Scott-Clayton副教授采用了断点回归（RD）和双重差分（DID）的方法，也使用了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的方法（RDDID）进行估计。在数据方面则采用了20多所院校2004年至2010年在GPA为2.0的断点两侧的学生数据。这几种计量模型的结果较为一致性地显示了如下结果：（1）这一政策在加大了学生辍学率的同时，却也增加了仍然在学的学生的GPA，但是对于辍学的影响要大于提高GPA的效果。（2）援助政策造成了大学生尝试获得的学分数大幅度减少，但是学分完成的减少幅度则较小。（3）这一政策对于提高学生的收入影响有限。

4月19日，Scott-Clayton副教授在《美国大学生补救和发展教育》讲座中提到了美国高校中普遍采用的学业补救措施。这种每年花费巨大的学业补救措施主要是通过要求学生参与考试才可以选择特定课程，因此可能存在三种潜在的功能，其一是对学生产生激励作用，督促他们取得更好的学业表现；其二是对学生进行分层，帮助他们更好地对自己进行定位；其三是将一些表现不佳的学生进行劝退，让他们无法选课从而节约学校的教育资源。，Scott-Clayton副教授的计量模型中采用了六所社区学院七届学生在学三年的考试成绩。她对是否通过学业补救考试的断点两侧学生的未来表现进行估计，同时由于各个学校的考试通过分数线不一，她进一步又采取固定效应以及固定效应与断点回归的交互项来解决各所学校在分数线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最终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这一系列学业补救的措施并不能鼓励学生学业进步；其劝退的功能也仅仅局限在部分学生身上；这一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将学生进行分层，让他们在各自适合自己的层次达到尽可能好的表现。

Judith Scott-Clayton副教授与我院部分师生合影

Judith Scott-Clayton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经济与教育副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EBR）研究员，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教育财政协会理事会成员。Scott-Clayton副教授2009年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博士学位，2009-2015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2015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和高等教育政策，特别关注学生资助和大学生就业等问题。

（教育管理与政策系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