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至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津召开。来自123个国家（地区）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行业企业、学校、研究机构代表出席了大会，围绕“后疫情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变化、新方式、新技能”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广泛探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作为协助组织单位参与平行论坛“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并由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哈巍教授主持该论坛。

协助组织单位：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叠加，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劳动者就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如何携手推动全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是摆在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我国发起并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对搭建各国职业教育界深化交流合作的有效机制和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哈巍教授主持平行论坛“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该论坛的宗旨是，分享各国普职协调发展的经验，强调产教融合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平行论坛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研究”、“普职协调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普职协调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度优化研究”三大专题，以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邀请了来自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11位嘉宾交流对话。

哈巍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教授线上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辞。他谈到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正面临技能人才短缺与青年失业愈加严重等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根据经济与就业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人才培养。为了避免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层陷阱，我们有必要讨论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与融合创新，使用一些系统化公共政策工具来抵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阎凤桥教授致欢迎辞

专题研讨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这一专题旨在通过分享不同区域普职协调发展的制度治理经验，学习不同区域的实践模式，探索解决普职双轨运行造成的制度隔离与边界鸿沟等问题。

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副所长玛拉·布鲁贾女士聚焦于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界限问题，并对此提供了欧洲的解决方案。她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单位，关注一个人在其人生与所处社会中共同的发展需求。职业教育要密切对接经济与劳动力市场，并推动政府、市场、院校等多方合作，实现共商共建。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聘副教授杨钋教授系统化论述了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的路径与模式。杨教授针对融合发生的层次、场域与形式进行了讨论，并总结了影响二者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技能形成体系与高等教育的扩展，且分别阐述了东亚国家的融合模式。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社会基础设施局局长金宪先生认为缺乏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就业市场的一大瓶颈。随着新经济的到来，劳动者将持续面临适应性挑战，因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组织规模化应对措施，并且应考虑对数字素养技能提升进行投资。

亚洲开发银行社会部门首席专家李善华女士围绕南亚国家基础教育薄弱对职业教育造成的影响应当如何解决提供了经验分享。南亚国家基础教育质量与数量扩张并未同步发展，而基础技能的不足又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成效。工业4.0的技术变革时代加快了技能升级的步伐，也同时要求学生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因此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十分必要。

嘉宾发言（从左到右：玛拉·布鲁贾、杨钋、金宪、李善华）

专题研讨二：普职协调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国情相异，但是却面临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在教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下实现普职融合创新，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有效的普职协调发展路径。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谢莉花教授选取德国作为样本，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呈现德、中两国职普教育的协调发展现状，分析两国采取的发展策略，以期相互借鉴与学习。她认为注重普职协调发展应当注重纵向贯通与并重互通，进行横向融通与形式创新，并进行体系统筹与关系塑造，实现结构上的统筹协调发展。

印度尼西亚文化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工商业协调合作部门主任李健先生提出ABG-CM模型，即学术界、商界、政府、社区和媒体五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模型对中国-印度尼西亚教育外交中的三支柱具有协调与支撑作用。为应对工业4.0时代的一系列挑战，李健先生认为世界各国可以在共同价值观、国际条约与宣言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目标。良好的教育国际合作关系依赖ABG-CM多元主体参与。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项目官卢兰兰女士主要分享了亚开行对中国教育部门提供的支持，例如湖南职业技术培训示范项目。亚开行在课程开发、技术普及、助力高等教育改革与普惠化、开展绿色技能培训、创建包容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创造终身学习的机会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专题二讨论嘉宾发言后，观众积极提问（左上），线下线上嘉宾进行了深度交流。

专题研讨三：普职协调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度优化研究

在后疫情时代，工业4.0正在加速技术变革，经济社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倒逼职业教育改革。因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当因时而变，进行体系优化与制度升级，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与学生成长需求。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孙善学教授聚焦于中国当前建设中国职业教育贯通培养体系的具体实践与思考。他指出，我们应当注重：一是企业的深度参与；二是学生自身在超长的学制中的成长变化；三是参与联合培养的学校彼此之间必须形成良好协同关系；四是对贯通培养过程的关注与对比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访问教授，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古德里奇·C·怀特名誉荣休教授托马斯·雷明顿教授介绍了美国在发展STEM学习中的措施、困境与反思。美国的体验式学习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但是STEM教育在美国的推广仍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官僚主义、短期经济目标凌驾于长期发展、学校与父母对新型教育方式的抵制等。雷明顿教授对过去五年美国国家自然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了文本分析，得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模式”造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性、项目有效性难以测量等结论。

哈萨克斯坦基础教育部技术与职业教育司伙伴关系与技能部主任阿尔加济诺娃·卡拉姆卡斯分享的重点用一个字来概括，即“变”。她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当下，职业教育体系应当更加灵活，适应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去年哈萨克斯坦采用了终身学习（继续教育）概念，注重教育培养的连续性、一致性。

嘉宾发言（孙善学（左上），托马斯·雷明顿（右上），阿尔加济诺娃·卡拉姆卡斯（右下））

平行论坛总结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强调的“推动职普融通”，推进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更加协调发展，在我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促进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国际上中学后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平行论坛的举办正当其时，收获颇丰，对中国推动职普融通发展具有良好借鉴意义。平行论坛主持人哈巍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总结：

世界上的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非常大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既要学习与互鉴他人的经验，又要注意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的经验都根植于自身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历史当中。

虽然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很难，但是仍然有一些基本原则可以遵循。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则是教育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非常幸运，经济起飞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反过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形成了良性循环。

经济发展和产业革命呼唤技能的提升，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对于职业教育体系而言，技能的升级意味着职业教育层次的上移。

近年来国内外在职业教育上的改革举措很多，但是对于其成效却缺少严谨的实证研究。作为教育经济学的学者，我们有责任研究这种改革的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