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晚，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举办2022年第4期（总第12期）青年学者系列讲座。本期讲座的主题为“同伴效应、父母流动与儿童人力资本：基于中国的空间均衡分析(Peer Effects, 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A Spa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in China)”，由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黄子彬主讲。

讲座由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助理教授朱琼主持，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助理教授杨宇对报告进行了点评，来自海内外近五百名师生通过腾讯会议、腾讯会议直播、微信视频号直播和B站直播等方式线上参与。

讲座伊始，朱琼老师对报告人、与评人和各位听会师生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讲座报告人和与评人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

黄子彬老师首先介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劳动力迁徙和户籍制度限制，使得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并存，本地家长也非常关心班级中流动儿童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下，是否应该放开对流动儿童入学公立学校的户籍限制，放开限制会产生哪些影响，是政府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将通过准实验和空间均衡模型，探究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同伴效应，以及放开流动儿童入学限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全局影响。本文是首次将中国的流动迁徙与教育选择相结合的结构模型分析研究。

黄子彬老师接着介绍了本研究的准实验研究部分，该部分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3和2014），利用其中随机分班和线性均值模型，通过控制学校固定效应，估计了班级中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比例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班级中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都对班级同学的认知能力有负向影响，其中留守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更大；流动和留守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随时间会逐渐消减，其中流动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在入学第二年就完全消失了，留守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虽有所消减，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主要来自留守儿童父母陪伴缺失导致的不良行为；流动儿童对班级氛围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父母背景仅能解释部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负向同伴效应。

黄子彬老师继续介绍了本研究的空间均衡模型部分，该部分主要是要回答放松流动儿童入学公立学校的户籍限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全局影响。放松入学户籍限制可能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一方面，更多流动儿童得以入学质量更高的公立学校，同时减少留守的儿童数量，对总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带来正向影响；另一方面，放松户籍限制会增加劳动力迁徙和流动儿童，班级中流动儿童的增加可能会带来负向同伴效应。本研究的模型以Ahlfeldt et al.(2015)和Eaton and Kortum(2002)的空间均衡模型为基础，同时纳入父母就业地选择决策和子女教育地选择决策，并以最优化工资和子女人力资本为目标。

最后，黄子彬老师通过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量化估计出如果为50%的流动儿童提供公立学校入学机会，会增加全国的劳动力流动，并使得整体人力资本增加0.004个标准差；如果完全放开流动人口的入学限制，整体人力资本会增加0.015个标准差，且主要是使来自小城市低技能家庭子女受益；如果政府能够帮助流动儿童及时融入新城市新学校，减少入学第一年的负向效应，也会使得整体人力资本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在大城市放开流动儿童的入学户籍限制的正向效应大于在小城市放开限制的正向效应。

点评人杨宇老师首先高度肯定了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含义，接着对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是进一步考虑同伴效应的异质性与非线性，及其对结构模型中的反事实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是进一步讨论同伴效应动态变化背后的原因，是由于父母行为的调整，还是因为教师教学方式的调整，这关系到当放开流动儿童入学户籍限制时学校和教师应该如何调整教学，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三是建议该研究在基于准实验分析中得到的同伴效应的点估计对结构模型进行估计时，使用同伴效应的区间估计值来进行敏感性分析。

点评人宋映泉老师也肯定了该研究对于理解流动人口子女相关教育政策的价值，接着就研究中的随机分班问题、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定义和局限性、影响机制及其可能的异质性分析提出了建议。并提到可以深入考虑政府制定流动儿童入学政策的内在动因，放开流动儿童入学限制对教育财政的影响，并可以对上海、重庆等地已经展开的政策实践的效果进行实证估计。

最后，黄子彬助理教授对两位与评人的提问与点评进行了回应，并与参与讲座的师生就同伴效应动态变化的机制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