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5日晚，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举办2021年第3期青年学者系列讲座。本期讲座的主题为“晚婚和大学录取：来自中国晚婚晚育政策的实证结果”，由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周宇主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承主持了讲座，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长聘副教授施新政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邹奔对报告进行了点评。来自海内外近两百名师生通过腾讯会议和B站直播等线上方式参与。

讲座伊始，蒋承副教授首先对讲座的报告人和与评人进行了介绍，并提到家庭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而教育与婚姻的因果关系又是目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对于现阶段的人们而言，周宇老师的主题是关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量化历史研究，以今天的场景来思考那个历史时期婚姻对大学录取情况的影响效果和机制，也许带给我们新的理论发现和启示。

周宇助理教授的报告围绕“晚婚和大学录取：来自中国晚婚晚育政策的实证结果”的主题展开。她指出，晚婚不仅仅带来晚育及人口生育率下降，也可能会带来尚未重视的其他方面的福利损失，因而值得社会和政府的进一步研究和关注。文章利用1974年“晚、稀、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中提高结婚年龄的外生冲击以及1978年恢复高考的高等教育政策变动、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推迟初婚年龄对于恢复高考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1973年12月“晚、稀、少”人口计划生育规定，全面推迟初婚年龄，其中男性为25周岁，女性为23周岁，城镇人口年龄进一步提高。文章采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着重分析研究1941-1952年出生的城市男性样本，并按照城镇男性初婚要求26周岁，将样本分为政策影响人群（在1974年1月，25岁及以下人群,1949-1952年出生）和不受政策影响人群（在1974年1月，26岁及其以上人群，1948年-1941年出生）。研究发现，1974年的“晚、稀、少”政策使城市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半年左右。而该年龄推迟又进一步导致城市男性在恢复高考后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录取率降低约3.5%，相当于1970年代平均大学入学率的四分之一。可能的一个成因是在中国七十年代，结婚后的家庭分工，尤其是家务分工模式，女性承担大量家务劳动，解放了男性，使得男性可以投入更多时间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如读书，看报）。推迟初婚的男性相对较晚享受家务分工带来的好处，导致1978年恢复高考后，高考相对的录取率较低。文章所得结论对于制定有效的人口婚育以及教育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周宇助理教授主题报告

施新政副教授肯定了周宇助理教授的研究。他指出，文章采用“晚、稀、少”政策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高考被迫停止的事件进行研究的实证策略以及文章对于婚姻和人力资本积累研究领域的贡献，随后，对文章的作用机制、结论可推广性和实证方法提出了建议，并对婚姻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展望。

施新政副教授点评

邹奔助理教授肯定了文章的研究价值，并与相关文献的结论进行了对话。他提出文章可以丰富稳健性检验部分，比如进一步考虑大学生是工农兵大学生还是正式高考录取的大学生。此外，他还对DID图表的展示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邹奔助理教授点评

周宇助理教授对两位与评人的评论进行了一一回应，并在随后的互动环节，对同行提问进行了回复。

最后，蒋承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接受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若婚姻对高等教育录取产生了影响，则会进一步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尚未重视的其他方面社会福利，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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